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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中国古代岁时民俗书写的多重样态

李文宁

原文载于《节日研究》2022年第1期

摘 要

古人对岁时民俗的记录和阐释，渗透在月令文献、类书、方志以及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形成中国古代岁时民俗书写的不同样态。对不同时代、不同样态的岁时民俗书写进行对比关联，发现其表现为月令模式、个人回忆模式、节日阐释模式三种形式，而这三种形式深刻呈现了中国古代节日阐释体系从注重天人关系到注重人人关系的转向。

关键词

岁时民俗；节日书写；

模式；阐释

岁时民俗书写是中国古人对岁时民俗的文字记录和阐释，渗透在月令文献、类书、方志以及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不同类型的岁时民俗书写，呈现出不同的书写特点，显示出不同书写主体或群体对时间、节日的不同体悟与阐释。较早关注中国古代岁时民俗书写的，主要是文献学领域，如日本学者和田久德、守屋美都雄、坂本太郎对《荆楚岁时记》的整理、辑佚、校注，其中尤以守屋美都雄成果最为丰富，又如国内学者谭麟、姜彦稚、宋金龙、王毓荣等对《荆楚岁时记》的译注或辑校，以及李道和的《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从文献学角度对《岁时广记》等岁时民俗文本进行的作者、版本考证及内容校勘、梳理。20世纪90年代，民俗学领域也开始关注民俗文献，相关成果如张紫晨的《中国民俗学史》和王文宝的《中国民俗学史》。这两部著作从民俗学角度简单介绍了先秦至明清时期与民俗相关的著述，覆盖面广，资料翔实，但并未着重强调岁时民俗著述，也未探讨此类文献的书写特点。另外，有的学者通过对单个岁时民俗文本的阐释从而生发对中国古代时间的认识，如萧放的《＜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的时间观念》《岁时记与岁时观念：以＜荆楚岁时记＞为中心的研究》通过对《荆楚岁时记》的细致分析，探讨中国古代民众的时间观念。也有的学者结合历史文献、节日空间理论和实地田野考察，横向探索节日文化空间，使研究成果更具理论深度，如萧放、张勃的《城市·文本·生活：北京岁时文献与岁时节日研究》将历史文本与节日空间、节日田野调查相结合，对北京岁时文献与城市节日生活作较为深入的研究。还有的学者从历史民俗学角度，以断代的方式对某一朝代的岁时民俗文献展开研究，如张勃的《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

这些学者对岁时民俗书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单个岁时民俗文本的作者、版本进行探讨，甚少对中国古代岁时民俗文本的内容、书写特点及书写模式进行系统整理。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岁时民俗书写进行对比关联，可以呈现中国古代岁时民俗文本的不同书写模式，如月令模式、个人回忆模式、节日阐释模式，对这些不同模式的书写特点进行分析，进而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节日阐释体系经历了从注重天人关系到注重人人关系的转向。

一、中国古代岁时民俗书写的

月令模式

中国古代民众无法对自然变化给出清晰合理的解释，因此对自然心存敬畏。统治阶层对自然变化加以文化阐释，并借助民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民众在不同时节的活动加以规定，且以政令的方式予以强制执行。相应地，产生了依照天文、物候来安排农事、政事的记录文字，此即月令体文本。这类文本开启了中国古代岁时民俗书写自上而下视角的月令模式。关于“月令”，王梦鸥云：“按其所谓‘月’，乃包举天时；所谓‘令’，即其所列举之政事。故合‘月’‘令’而言，恰为‘承天以治人’之一施政纲领。”月令体文本无论在体例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对后代岁时民俗文献产生了重大影响。《夏小正》、《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礼记·月令》是典型的月令体文献，后两者以月度的方式叙述四时八节的时令与政令，依照阴阳五行的思想原则将四时属性分别贯彻到十二个月中，推出了十二月政的新形式。

（一）《夏小正》

依孔广森的统计，《夏小正》正文仅有470个字，文字精简，涉及天文、历法、物候、人文等内容。此书“上纪星文之昏旦、雨泽之寒暑，下陈草木稊秀之候、虫羽飞伏之时，旁及冠昏、祭荐、耕获、蚕桑之节，先王所以敬授人时，与《明堂》《月令》实表里焉”。此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等时令之作，莫不以此为依归。作为夏令记录文本，《夏小正》是“月令”文本的早期形式，其篇幅精简，以凝练的文字描绘一年中不同月份的天象、气候、鸟兽活动、植物的生长变化以及祭祀、农事等人事活动（见表1)。

由表1可知，上半年（正月至五月）的人事活动较下半年（六月至十二月）更丰富且频繁，多是农事及畜牧活动，如正月“农率均田”“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二月“往耰黍”，三月“摄桑”，四月“取荼”，五月“种黍菽糜”“煮梅”“蓄兰”“颁马”，六月“煮桃”，八月“剥瓜”“剥枣”等。

总体而言，作为记录夏代历法的文献，现存《夏小正》在内容上有如下特点：第一，尚未确立明确的节气观念，文本中仅有“时有养日”“时有养夜”似与今时之夏至、冬至一致。第二，时间与农事生产活动的联系更紧密，而与农事之外的政务等人事活动并未融为一体。农事之外的以上层人士为主体的活动，仅有“丁亥，万用入学”“绥多女士”“王狩”。所记录的贵族活动也多与农事有关，如“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祈麦实”。第三，呈现出祭祀文化的痕迹，并将之投射到动物行为，如“獭献鱼”“豺祭兽”即是将獭、豺捕捉到猎物之后的行为与人类祭祀行为类比，故用“献”“祭”描绘。此一时期的历法更多的是根据经验确定与天象、物候相对应的劳作时间点，使劳作者有则可依，尚未将道德理想和伦理价值附于其上。

（二）《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

《吕氏春秋》举春秋以包四时，“十二纪”中每季下列三篇，四季则有十二篇。学者普遍认为这样编目是为了使思想与各“纪”之气相应，以收天人感通之效。“十二纪”不能尽述的内容，则别立“览”“论”。整部《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是天子必须法天，顺天而施政，逆之则有咎灾。“十二纪”纪文即是据这种思想，先条陈其纲，并在“览”“论”中详细叙述君道与治术、臣道与士节、月纪与政令等内容。

《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约6000字，详细记载一年中的主要节气和四季天象、物候、气候变化。其书写重点在于对人事活动的规定，这是对《夏小正》的极大发展。其中涉及的人事活动主要包括天子王官活动、民众农事活动，如严格规定天子的衣食住行，将天子、王官在特定时月的行为活动上升到国策的高度，使之与天象、物候变化相参照，赋予这种行为以神圣性，如若不执行，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王室的各种仪式活动占了很大篇幅，如孟春迎春、元日祈谷的一系列仪式，仲春祭祀高禖的一系列仪式，季春祭祀先帝的仪式。这一系列庄严宏伟的祭祀礼仪传达的是王朝敬天法地的虔诚，呈现的是王权的合理性和神圣性。自周以后，中国历代王朝莫不如此。另外，文中还显示出，不按季节行事也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农作物歉收，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战乱四起，国有大恐。这一方面反映出自周以来的天命无常观，如《诗经·大雅》《小雅》中屡次出现天命无常的观念，“天命靡常”，“天难忱斯，不易维王”，“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并将天命眷顾与人自身的德行联系起来，“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窌，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天子有德，依时行政，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自然规律对人行为的约束。天子是否虔诚地遵循自然规律、敬奉祖先，关系到农作物的丰歉、百姓的苦乐、社会的安定与动荡、国家的盛衰。

在《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物候部分与《夏小正》的内容相似，但在人文思想及历法应用方面，则有稍加增益之处。与《夏小正》相较，其内容上的差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自然气候及天象的记录程度不同。《夏小正》只记录了９个月的天象，而《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的物候部分则对天象观察完备，有二十八宿星名；《夏小正》大概只记录了10个月的物候，十二纪纪首则有12个月的物候记录。第二，《夏小正》仅单纯记录与农事相关的季节物候，以供民众日用参考，未涉及天子等领导阶层的一系列上升到国策的政治行为；而《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的物候部分，除参考《夏小正》所载的农事活动外，又将自然物候与人事施政相结合，以大量篇幅列举十二月的烦琐政令，以及违反政令会遭受的自然惩罚等，既强调人的主体德行，也重视自然规律对人的制约。第三，《夏小正》以一年十二月纪，上无季节，下无日数，亦未明言岁首；而《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以立春为岁首，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且用孟、仲、季加以区分，以凸显四时，又依四时五行的要求安排日常生活、施政祭祀等，这是阴阳家传播阴阳五行于四时的结果。第四，物候的古今差异、南北差异在文献中也有体现，如前后移易、删略变更、时间偶有迟早之异等。《夏小正》记录“雁北乡”“雉震呴”在正月，而《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则记在十二月；《夏小正》云“九月……王始裘”，《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则为“孟冬……天子始裘”。

（三）《礼记·月令》

《礼记·月令》，古代学者或云周公所作，但因其文字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几乎完全一致，故也有学者认为出自《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和《礼记·月令》中的物候可分为植物、动物与气象三类，分别有18项、42项、30项。据统计，《夏小正》中的物候同样可以分为以上三类，分别有16项、37项、4项，共57项。《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和《礼记·月令》中有31项物候与《夏小正》相同，其中植物5项、动物23项、气象3项。这表明，《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和《月令》的物候记载受到《夏小正》的影响很大，但又有巨大的发展，以气象候的数量增加为最，从4项增至30项，植物候与动物候的数量则略有增加，分别从16项增至18项，从37项增至42项。

月令是王官之时，规定天子王官在特定时间开展特定活动，于无形中掌控着民众之时。月令体文本主要记录天子王官在特定时间举行的祭祀仪式及政事活动，以此对民众起到某种教化示范作用。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将时间具体化，以及为适应大自然的变化而规定天子王官的活动，将时间与政治关联起来，赋予政治行为以某种天赋的神圣性。事实上，月令体文本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时间管理文书，侧重于反映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后世岁时民俗文本依循月令体文本，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主线。不同时代的统治阶层依据自身的利益需要以及民众的生活需求，不断对节日进行调整，或凸显，或增加，或淡化。后世岁时民俗文本记录主体扩大，内容涉及皇室、王公贵族、士大夫、普通老百姓等不同阶层的节日活动。节日既要符合民众需求，也要通过某种权威性的程序或制度确定下来，以便公众自觉遵守，这也成为统治阶层维护人心的手段。

二、中国古代岁时民俗书写的

个人回忆模式

南北朝以后，个人撰写的岁时民俗著作大量涌现，或为地域性的岁时民俗专著，如《荆楚岁时记》《秦中岁时记》《辇下岁时记》《乾淳岁时记》《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吴郡岁华纪丽》等；或为笔记体的风俗记录，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笔记对特定时代、特定地域节日风俗的记录。这些个人撰写的岁时民俗著作，包含着大量回忆性内容，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岁时民俗书写的个人回忆模式。下文将以《荆楚岁时记》和笔记中的岁时民俗记录为例，分析此类岁时民俗文本的书写特点。

（一）《荆楚岁时记》

《荆楚岁时记》由南朝梁宗懔撰写，是我国第一部以民众为主体的岁时专著，也是最早描写荆楚地区岁时民俗的著作。该著将时令、风俗、地域结合为一体，不论是内容还是体例，都对后世岁时民俗文本有着重大影响。在月令文本中，统治阶层依据天文物候确定了时间，并对天子王官在特定时间的行为活动作出明确规定，而到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西晋周处的《风土记》，则逐渐将关注对象转移到普通民众。《荆楚岁时记》沿用了月令文献的时间框架，但内容上借鉴了《风俗通义》《风土记》对普通民众生活的记录，从而开创了这种记录民众岁时生活的独特模式。

《荆楚岁时记》为宗懔滞留长安，追忆故都荆楚之作。从体例上看，全书以节日时间为序，描绘荆楚民众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节气节日生活。这种个体追忆故土风俗的书写方式在《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后世民俗文本中一再出现。现存《荆楚岁时记》记录的主要节日有正月一日、人日、立春、正月十五、春分日、社日、寒食、三月三、五月五、夏至、伏日、七月七、七月十五、八月十四、九月九、十月十五、仲冬、腊日、岁前等，内容较为简洁，附有杜公瞻的注。在流传过程中，杜公瞻的注与原文时有混淆，守屋美都雄对宗懔原文和杜注作了认真考察，对可以明确区别开的条目加以整理，而对无法区别的部分标注存疑。依据现有文本，《荆楚岁时记》所记录的节日内容大致可分为祭祀类、纪念类、庆贺类、驱除灾邪类、祈求美好类、赏玩游戏类等，同一节日可能有多重节日内容（见表2），如五月五日端午竞渡，虽为纪念屈原投汨罗，但也的确成为民众当日的一项游戏活动。

如表2所示，《荆楚岁时记》所载的驱除灾邪类、祈愿类的节日内容占比很大，其次是赏玩游戏类、祭祀类，农事类内容相对较少，这表现出民众趋吉避凶的生活态度，以及追求身体康健、生活平安富贵的美好愿望。月令文本所呈现的节气节日的神秘性、神圣性，在《荆楚岁时记》中有所减弱，节日生活的世俗性得到凸显。这种世俗性，即趋吉避凶的生活态度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从此贯穿于中国古代岁时民俗文本中。

（二）笔记中的岁时民俗书写

“笔记”，本指执笔记述，后来人们将零星琐碎的随笔、杂录统名为“笔记”，宋代以后，其作为文体的观念逐渐形成。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笔记的内容广泛，不仅包括难以归入正史的杂史、野史，文人逸闻轶事，还包括文学作品的创作心得、批评杂议以及地理环境、自然风景、风俗人情、市井民生、学术性考证辨析等等。可以说，笔记是跨越文学与非文学，事实与虚构，议论、抒情与叙事的一种文体。

以《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为例。这三部作品是宋代遗老追忆故都之作，其自序清晰地表达了追忆故国的写作意图。经历了繁华盛世、纷飞战火、朝代更替、君主易位后，或为满足年老时对往昔岁月的怀旧情绪，或受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影响，作者力图再现故都的各种风俗，为子孙后代留下可供考证的资料。作者所描绘的记忆中的故都生活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倾向于呈现繁华的太平盛世景象。由此，这三部记录岁时民俗的笔记，呈现出与月令文本截然不同的书写模式——个人回忆模式，即从普通的社会个体的视角，回忆往昔的节日生活。如果说月令文本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节气节日的神圣性和制约性，那么笔记中的岁时民俗书写则更多地呈现出节气节日的世俗性和狂欢性。这种书写模式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梦幻中的现实性。这三部著作不是作者对当下岁时生活的记录，而是对往昔岁时生活的回忆，其中记录的节日节庆活动可能都是真实的，但由于再现故都繁盛景象的主观意识，所以描写对象是有选择性的。比如，三部著作的岁时民俗部分，都以皇室节日庆典活动为主要描述对象，并用大量笔墨描绘皇室节日活动的各种仪式、活动参与人员的外貌服饰，就算是对民众节日赏游活动、节日集市的描绘，也呈现出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东京梦华录》卷六至卷十共有43条标目，其中以“驾”字开头或包含“驾”字的标目，如“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等就有22条之多，占全书岁时内容的一半。这些条目细致描绘了皇室活动的仪仗、仪式，出席人员的服饰、举止、饮食，对研究北宋宫廷生活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多为后代岁时民俗文献所征引。《梦粱录》卷一至卷六的岁时民俗部分共有48条标目，其中记录皇室朝廷活动如祭祀、科举考试、皇室生日方面的有25条，花费了大量笔墨描绘皇室活动的仪仗、仪式。

对仪式的重视源自中国儒家礼乐思想。陈来认为，自周以后，中国历代王朝莫不敬天法地、岁时祭祀，并形成一套庄严宏伟的祭祀礼仪体系，这是保持政治神圣性的重要方式。仪仗、服饰、音乐是礼仪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皇室节日活动在隆重仪式的烘托下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神圣性。经过文本对比，我们发现《梦粱录》与《东京梦华录》对皇室祝寿仪式的记录几乎完全一致。比如，教坊乐部人员服饰的款式、颜色完全一致，祝寿仪式中使用的乐器、乐器的排放位置、乐器形状、杂剧演员的服饰及颜色也完全一致，表述几乎只字不差，而进盏程序及具体内容有60%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见于“预教习车象”“驾出宿大庆殿”标目，两书对车队的仪仗、车象的装饰、驯象人的服饰和动作的描绘基本一致，对一系列仪仗、百官的服饰和头冠、“喝探兵士”过程的记录也完全一致。对于这种情况，笔者只能推测南宋迁都临安后，沿袭了一些北宋的政策性规定，如宫廷出行的仪式、宫廷宴会各个环节的程序等，所以《梦粱录》所记录的官方节庆活动与《东京梦华录》所记录的几乎没有不同；或者是《梦粱录》《东京梦华录》此部分都是借鉴史书资料，作者为凸显故都繁盛、皇室显赫而刻意择其入书，并非自己的亲身经历。由此，文本所描述的皇室节日活动仪式、仪仗消退了其原始的神圣性，更多地被作为凸显故都节日繁华的要素而呈现似真亦幻性。

第二，凸显节日的世俗性。宋代尤其是南宋，是一个注重经济发展的时代，普通民众的节日生活表现出明显的娱乐、消费色彩。《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三个文本主要描绘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的节日生活，再现当时汴京、临安的城市空间和城市景观，繁荣的节日集市，以及民众对节日赏游活动的热衷。《东京梦华录》中有着大量的空间描写，如对皇室游玩景点金明池、琼林苑、宝津楼宴殿等场景及其地理位置的细致、朴实描写，能具体呈现宋代汴京的空间格局和重要景点，使人感受到汴京的节日氛围。临安和汴京的地域环境不同，节日游赏活动由此也发生了变化，因而《梦粱录》所描绘的临安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四月的观潮盛景也是北宋汴京所没有的，各种节日娱乐活动如竞渡、弄潮也随之而来。节日中的商品买卖活动显示出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活跃。在各个节日来临之际，时令果蔬、特色手工食品以及具有纪念意义的手工制品纷纷上市，如手工制品磨喝乐、材质样式各异的灯品等，为节日市场的繁荣增添了不少色彩。《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描绘了元宵节时民众观灯的盛大热闹场面，《武林旧事》则详细介绍了元宵节时的各式灯品，并为此专设一节介绍。这些都可谓是节日世俗化甚至狂欢化的重要体现。

第三，节日中官民之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文本对皇室以外的官方节日活动，如科举、节气节日的休假以及社会福利的描绘中。宋代以科举取士，科举成为民众实现晋升和社会价值的重要通道，《梦粱录》几乎将科举的考试、阅卷、放榜等全流程地展现出来。此外，一些特殊日期，如正月朔日、元宵、立冬日等，在政府的重视和倡导下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成为节日，并有相应的休假及福利，如《梦粱录》就对节日休假、节日福利发放有所记录。

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

今杭城元宵之际，州府设上元醮，诸狱修净狱道场，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以宽民力，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四月）上旬之内，车驾诣景灵宫，行孟夏礼，驾过处，公私僦舍，官放三日。

立冬日，朝廷差官祀神州地祇、天神太乙。十五日，水官解厄之日，宫观士庶，设斋建醮，或解厄，或荐亡。立冬之后，如遇瑞雪应序，朝廷支给雪寒钱关会二十万，以赐军民。官放公私赁钱五七十，以示优恤。

十一月仲冬，正当小雪、大雪气候。大抵杭都风俗，举行典礼，四方则之为师，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如馈送节仪，及举杯相庆，祭享宗禋，加于常节。□此日宰臣以下，行朝贺礼。士夫庶人，互相为庆。太庙行荐黍之典，朝廷命宰执祀于圜丘。官放公私僦金三日。车驾诣攒宫朝享。

季冬之月，正居小寒、大寒时候。若此月雨雪连绵，以细民不易，朝廷赐关会，给散军民赁钱，公私放免不征。

在元旦、元宵、立冬、仲冬等传统节气节日，南宋官方会免公私房租三日，以示体恤民情。官方对传统节气节日的介入，既是依循民间对传统节日的重视，表现出对百姓生活的体恤之意，也影响了民众对这些特殊日子的态度。这些都可视为官方、民间以节日为契机而展开的互动。

三、中国古代岁时民俗书写的

节日阐释模式

钟敬文先生曾将中国传统的民俗著述分为两大类型：其一是编者自己对民俗的记录，其二是类书性质的，即汇辑别人的记录而成，以后一类较为多见。唐宋以来，官修及私人撰写的类书大量出现，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孔六帖》《事类赋》《太平御览》《事物纪原》《海录碎事》《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玉海》《天中记》《古今类传岁时部》等。这些类书大都有岁时民俗部分，虽书写体例和叙述模式不尽相同，但大量引用前代岁时文献及其对节日的阐释，从中可一窥古人对节日的阐释脉络。

《太平御览》《事物纪原》《事类赋》这三部类书岁时民俗部分的书写体例、叙述方式、叙述内容，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书写特点方面，《太平御览》时序部的书写特点在于布局宏大，引用资料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事物纪原》岁时风俗部的书写特点在于具有强烈的民俗色彩以及独特的叙述方式，即直接寻求所述事象的源头，辨别流传过程中的谬误，而非围绕某一事象作发散性的资料罗列；《事类赋》岁时部的书写特点在于以赋加注的形式展示一年四季的节俗，无一句无出处。《事类赋》这种形式的岁时民俗书写，不仅能使读者领略到赋铺采摛文的艺术魅力，在诵读中铭记历代节日习俗的相关人物和事件，还开创了岁时民俗书写的新模式，此可视为士人学者传承民俗传统的方式之一。

在内容方面，三部类书的岁时民俗部分主要通过引用大量文献来阐释中国古代历法，各季的天象物候、政令，当季的节日风俗以及历史上各类人物在四季的活动、事迹。虽然叙述模式各异，但引用书目却大同小异，对节日及节俗的阐释基本呈现出从注重天人关系到注重人人关系的转向。例如，《太平御览》时序部对天象物候、季节节气的描写，《事类赋》关于四季物候、季节节气和季节政令的叙述，都显示出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天象物候，掌握大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并依此规律限定人的活动。这些叙述更多地呈现出自然对人的制约，可谓是对天人关系的某种阐释。对天象物候、四季政令的描绘和记录，在《夏小正》和《礼记月令》等先秦月令文本中已然存在，后世文献对其进行重复引用，将这种天人关系深烙于人的意识之中。

此外，三部类书还记录了历代民众在特定时节的生活习惯，这种生活习惯的形成缘于人与天的互动，也缘于人与人的互动。比如，对于“寒食”这一节日，《事类赋》是这样阐释的：“古有司烜之禁，俗有介推之言。陆翙《邺中记》曰：寒食断火，起于子推，据《左传》《史记》，并无介推被焚之事。《周礼》：司烜，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注：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太平御览》等其他类书的记录与此大致相同。至迟在西晋，民间流传最广的寒食说法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被焚烧致死而断火三日；但《左传》《史记》中并无介子推被焚一事，《周礼》所载司烜仲春禁火，是因为季春时节容易起火。由此可以推断，寒食禁火这一习俗最初是为应对自然变化而形成的，这应是天人关系的体现；到了西晋，寒食禁火则演变为对忠义之臣的纪念，此种节日阐释带有一定意识形态意味，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体现。再如，对于“中和节”，《事物纪原·正朔历数部·中和》是这样阐释的：“《唐会要》曰：贞元五年正月十一日敕：‘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宗上巳，晋纪重阳。朕以春方发生，候维仲月，句萌悉达，自今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汉代重视上巳，两晋重视重阳，唐代设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中和节代替晦日，这是依据自然与人之关系而人为设置的节日。又如，对于端午“遗扇”习俗，《事物纪原·岁时风俗部·遗扇》是这样阐释的：唐太宗端午赐长孙无忌、杨师道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很显然，此一习俗的形成与自然无甚关联，传达的是人类社会的某种美德，呈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三日曲水”也能呈现节日阐释由注重天人关系转向注重人人关系的脉络。《续齐谐记》载，晋武帝对“三日曲水”的习俗有疑问，挚虞和束皙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挚虞解释说：“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因水以泛觞，曲水之义起于此也。”挚虞认为，民众以曲水驱除不祥，祈求康健。此一阐释更贴近民众在自然中谋求生存的意识，更多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束皙对此则解释道：“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捧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这一阐释更能迎合君主建功立业、喜好佳事的心理。以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作为节日产生的主要依据，意味着人们的关注重点从大自然转向人类自身，从在大自然的淫威下谋求生存，转向关注人类自身对赏心乐事的喜好，这是人类节日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总之，本文将中国古代不同类型的岁时民俗书写进行对比关联，探讨中国古代岁时民俗书写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不同样态，同时从书写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节日在漫长历史发展中保持某种程度稳定性的原因，从而把握节日发展方向，以期为当今节日文化现象和节日政策提供对比和借鉴。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山东民俗学”2023-01-09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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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古代 吕氏春秋 荆楚岁时